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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敬:坚如磐石的石窟人
——我国石窟寺保护七十年口述史采访记
日期:2019-10-23 浏览次数: 字号:[ ]

有一个成语叫“坚如磐石”。石窟寺虽历经千年,丰韵犹存,可在遇到柔韧的水、尖利的风以及热胀冷缩、虫咬蚁蛀等交相侵蚀之后,年深日久,也要被渐渐磨蚀掉、淘空了。这大概就是另类的“滴水穿石”、“风沙走石”吧。许多石窟寺,已如进入垂暮之年的老人,不再有往日的强挺硬朗、雄武靓丽,大都外糙内虚、骨质疏松、蓬头垢面、百病缠身了。然而,石窟寺并非普通石头,她是石化的古代艺术、古代文化、古人的情感、古人的精神,是承载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和绵绵不断的民族情感的文化遗产。如何让历经千年的石窟寺健康而有尊严地活在当下,既抚慰人的心灵,又服务于社会发展,还要将文化薪火千秋万代流传下去,怀揣着这样美丽的梦,有一群“石窟人”以对石窟文化的至崇至敬,对石窟艺术的万般柔情,不辞辛苦,奔走在祖国的山山水水,前赴后继地探索着。

70年过去了,他们穿梭于大大小小的石窟之间,足迹遍及祖国天南地北的悬崖绝壁。他们用思想和行动、理论和实践,保护着石窟、传承着石窟寺文化,从理念、原则到保护技术,发出了文物保护的最强音,抒写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最美华章。

为了赓续他们的事业,复旦大学成立采访组,联合敦煌石窟、大足石刻、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、麦积山石窟等,在大足开启了走进石窟、拜访石窟人的文化之旅。一路走来,辗转于北京、龙门、云冈、莫高窟、兰州、榆林窟、麦积山等地,访问的专家学者大都是高龄的80后、90后。没有见到之前期待、担心,各种各样的想法不断在心里翻滚,而在访谈进行中,先生们带给我们的却是不断的惊喜、震撼。 

 

大足开好头

万事开头难。我们却在大足开了个好头,访问了5位石窟人。3月5日,首场访谈在郭相颖先生画室开始了。郭老先生已是83岁高龄了,是大足石刻博物馆的老馆长,说起话来不急不慢,条理清晰,当年他独自一人守北山,手绘石刻线图做档案,讲解,申遗……随着他的深情回忆,我们穿越激情燃烧的岁月,仿佛也是其中一员了。

马家郁老师是一个特别开朗、活泼的人,潇洒优雅就是他的形象。他大学毕业分到电影制片厂,梦想那浪漫而富有激情的电影业,想想都心花怒放。然而,报到时却被截留在文物局,因为国家科委下达的有关文物保护的科研项目任务通知,需要成绩优秀的学生来承担。他安然接受组织给予的使命,走进了石窟寺,走进了这个需要不同学科的专业人才来呵护的文物领域。经过几十年摸爬滚打,他成了西南石质文物保护开拓者,满肚子故事信手拈来。

大足石刻在“文革”中险些被当作“牛鬼蛇神”炸毁!是邓子金老师等发动当地群众成立“群文小组”日夜守护,向红卫兵宣传文物政策,终于使珍贵文物度过险情。

黎方银院长是全国劳模,看起来一介文弱书生模样,面对各种诱惑,内心却是那样强大,30余年初心不改坚守在大足。春天的夜晚,他终于放下白天的忙碌,在办公室里和我们谈起了他与大足石刻的不解情缘:人生有多种选择,生命有不同追求,对于他,则是守着大足、研究大足,让大足光辉传播更远。那一字排开的《大足石刻全集》是他领着小组耗时十几年,采用近景摄影测量、考古调查等多种技术手段,对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宝顶山、北山、南山、石篆山、门山的摩崖造像现场拍摄、测量、绘制、记录、研究的成果,沉淀其中的是几代石窟人的激情与执着。

 

上世纪50年代初,尽管刚刚经历了常年战火的新中国经济基础极其薄弱,但国家还是从石窟寺开始,组织专人对文物进行调查、保护,并于60年代调集专门人才成立了石窟保护组。从此,石窟寺保护国家队日益壮大。他们是当年的救火队、消防员,哪里有险情,他们就出现在哪里。在这一段时间里,我们幸运地访问了开石窟寺保护先河的余鸣谦先生,极重实践的贾瑞广先生,潜心科技保护研究的陆寿麟先生,还有一辈子心系石窟、现在依然还行走在石窟保护路上的黄克忠先生,他们的身上,闪耀着国家队的风采。

三访世纪老人

在我们的访谈对象中,最长者是97岁的余鸣谦先生。首次访谈是3月16日在北京余老居所。因是视频访谈,先生有点紧张,于是有了第二次、第三次访谈。说起往事,先生总是简而概之。1951年,余老第一次去敦煌做调研,3个月就住在窟区前面“一个很普通的土坯盖的房子里,这个房子也有年头了”,他还手绘了当年住所的示意图。

1956年夏,余老和他的伙伴们自带测量仪又去了敦煌,完成了249窟到259窟支顶加固的测量与设计。后来,在历时3年的云冈修复工程中,余老仍负责整个工程。余老的小儿子清楚地记得,有一次去是在一个大雨天,父亲非走不可,因为周总理在全世界记者面前承诺了,三年要修好云冈石窟,时不我待呀。

在初次拜访时,我们除了聆听余老的故事,还请他为活动题字,这要求很唐突,先生却爽快地答应了,并留言“怀着崇高心情向石窟研究、保护、一切工作人员致意!”令人终身难忘。

不知疲倦的行者

黄克忠先生还未走出学校就开始与石窟寺打交道,亲历了石窟寺保护的各个发展阶段,现在依然行走于天南地北的石窟寺之间。整整六十年,思索、实践,再思索、再实践,他与石窟寺保护路上的老中青三代都有交集,名副其实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行者。云冈、麦积山、大足、莫高窟、龙门……石窟寺保护从无到有,和着前进的脚步,经验、教训都不少。保护理念就是在这些保护项目的实践中反复思索,一点一滴总结出来的。在漫谈中,黄老不仅为我们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,厘清了不少争议和问题,还梳理了石窟寺保护的发展阶段、成功经验及应汲取的教训。

中国文物保护的国际合作是从石窟寺保护开始的。国际合作不仅拓宽了视野,学到了先进经验,也学会了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,表达自己的愿望诉求,推介中国的实践和理论。几十年的石窟寺保护国际合作,成就了《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》。黄老全程亲历了石窟寺保护国际合作,是准则制定、修订两个阶段的唯一参与者。说起其中的蹉跎、跌荡,他感慨再三:准则“对我们工程的实践立下了非常好的规矩,它的影响是深远的”,很遗憾,修订版出来后推广不是很理想。

黄老是我们活动的总顾问。启动前我们就登门求教,遇到问题就去求助,他总是有求必应。遇到访问对象婉拒时,他还帮我们沟通。我们还有一位特别可亲的“志愿者”,就是黄老夫人杨阿姨。每次登门,阿姨都热情招待,为我们添茶续水上果子,坐在一旁记下我们的要求,督促黄工“完成”。

龙门石窟比儿女还要亲

在龙门,我们拜访了已坐轮椅多年的刘景龙先生。考虑到刘先生身体不好,说话有障碍,原本只是希望拍下几个镜头留作纪念。到其居所后,他不仅欢迎,且表示有话要说。我们喜出望外,于是就“聊”了一个多小时。因为他的记忆力、说话能力都有限,实际上,我们并不能与他正常交流,只能从耳机里听到他的声音,从他的表情上揣摩、感知他的态度。问及往事,他爱憎分明。谁来过龙门,对龙门做过保护,他点头赞许;谁在保护上起过不好作用,他使劲摇头。临别时,他极其顽强地用那颤颤巍巍的手为我们留下一行蝌蚪似的文字:“龙门石窟的保护是从1966年开始的,从刘景龙到云冈学习石窟保护技术开始的。”

他的女儿告诉我们,龙门比他的儿女要亲得多。平日里几乎不开口的他,听说我们要采访他,激动得流泪。翻阅那一大箱子荣誉证书、奖状,以及老相册,他一生于龙门的所爱所系,我们感同身受。

终于见到了解先生

在大同,一个骄阳似火的日子,由黄老带队,我们终于见到了解廷藩先生。黄老和解先生是60年代的舍友,后来在石窟保护中更是结下深厚情谊。老哥俩也有多年没见面了,聊不尽的依然是石窟保护。我国石窟寺的科技保护是60年代从云冈第一窟第二窟的实验开始的,解先生从那时起就是主力参与者,60年代的实验、70年代的“三年大会战”、八五工程……回忆起那奋斗的岁月,老人家思绪清晰,侃侃而谈。在这里,我们见到了最早的云冈石窟保护的实验方案和报告,还有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奖状。

 

莫高窟顶的治沙采访

“世界上历史悠久、地域广阔、自成体系、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:中国、印度、希腊、伊斯兰,再没有第五个。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,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,再没有第二个。”季羡林先生曾这样说。

在莫高窟的日子里,每天清晨,独自步入窟区前,伫立在九层楼的栏杆外,静静地等候,等候那微风拂动中响起的清澈铃声。这里是一方净土,播撒着真的意念,飞舞着善的丽质,洋溢着美的力量。尽管这真、这善、这美,在不同的时代、不同人的眼里,抑或在同一个人的不同时间段里,有着不同的诠释,然而,自古丝绸之路的畅通到“一带一路”的倡议,无不是与人为善,睦邻友好,互相包容、共同发展,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。

不舍的目光

经过夜晚的安抚,莫高窟的清晨格外澄静、肃默。阳光从三危山上穿过林梢,柔柔地洒在一字排开的窟壁上。九层楼的砖红色重檐斗拱,像那窟中的宝相莲花,庄重而华美。微风掠过,风铃轻轻响起。

王旭东院长来了,就在这样一个清晨,和我们分享对莫高窟价值认识的升华。28年前,他在这里看到的不过是一些石头、泥巴和各种颜料,渐渐地,这些客观的物质和化学成分有了文化内涵、有了不朽生命。她们的价值在不断更新、丰富,佛教的、艺术的、文化的、历史的、科技的、建筑的……从单一到多维,再将视野放到整个丝绸之路,放到不同文明交融互鉴背景下的世界,便是不同民族、不同宗教、不同地域的人们相互依存、共同发展的见证。

即将离任敦煌研究院的王院长,在130窟保护现场、在85窟,为我们讲述28年艰苦奋斗所收获的丰硕成果。从偶然结缘,到在参与各个保护项目中对石窟寺价值认知不断递进升华,反复研究总结出一套系统理论和工艺程序;从改革开放到国际合作,从单一保护到开展以质量为核心,保护、研究、弘扬平衡发展综合体系的建设,传递的始终是石窟人的自豪与欣慰。

“敦煌的美在每个人的心中是不一样的,与我们的生活阅历、知识结构、成长背景有关的。莫高窟整个环境是非常美的,洞窟里面彩塑的美,壁画的美,不同时期表现的美是不一样的。但是这种美代表了每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美的追求,对于美的认识,对于美的向往。这个美可以成就我们每一个人。”面对就要离去的敦煌,王院长内心多有不舍。在85窟访谈结束时,他默默凝视着南壁那铺壁画……与窟外盎然的春意相比,壁画里的绿肥红瘦不仅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上国际邦交的点点滴滴,也见证了新时代莫高人构筑合作平台,与世界共进共荣的美丽故事。

大国工匠的襟怀

在敦煌的采访,有两次前往榆林窟,拜访大国工匠李云鹤先生。第一次是4月16日榆林窟壁画修复现场,87岁的李先生一身的蓝色工作服,带顶阔沿帽,架着一副方形眼镜。老人和我们不紧不慢讲着他成长的经历:青年时代立志去边疆大展宏图,却因顺道探亲而被求贤若渴的常书鸿先生中途“拦截”,于是与莫高窟结下一辈子的缘。他从一窍不通,到不断尝试、摸索、创新,再到技艺炉火纯青,开壁画修复之先河,成为石窟类壁画修复的“一代宗师”, 是国内石窟整体异地搬迁复原成功的第一人,荣膺2018年全国“大国工匠年度人物”。

先生已功成名就,依然活跃在修复第一线,每天仍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来回六七次,仍然喜欢琢磨。他说,干一项事情就要干好。壁画也是有生命的,搞壁画没有细心、决心和耐心,绝对搞不好。他对自己所做的项目,除了单位验收外,另有自己的十年质量跟踪。这样的要求,无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敦煌研究院质量平衡管理体系的建设。这就是一个大国工匠的匠心。

九旬青春“葆”

94岁的孙儒僩先生耳朵不太好使,但思路清晰,条理分明,从他到敦煌开始,分阶段为我们讲述他的经历、工作、爱情,他的委屈、徬徨、苦闷,两个多小时讲述只停顿了一次,他吃了颗巧克力,说是“加点油”。真是好可爱!再看他为我们的留言:“当年万里苦追求,相伴赴沙州。岩泉坎坷寻梦,危崖千窟游。事未就,鬓已秋,伴要游,此生将了,祝愿莫高,万载千秋。”这哪是90后老人,分明是90后青年!其实,青春没有什么年龄界限,只要心底有朝气、有阳光,就会有熠熠生辉的青春。孙老就是青春“葆”,那坎坷人生经他娓娓道来,给人一份别致的美丽。

燕园里的真性情

“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。”在北大燕园,我们见到了“改革先锋”“敦煌的女儿”樊锦诗先生。说起怎么就去了那个西北,就是这样的一句简单的话。也许,现在的年轻人会说,这不过是豪言壮语,是虚幻的口号;然而,在上世纪60年代,却是真实的存在。这位60年代从燕园走出的天子骄子,就是以这样的信念从首都奔赴西北大漠,把根牢牢扎在莫高窟,一扎便是一辈子。如今,尽管各种桂冠是那样的闪亮,她却依然质朴而淡然,惦念的还是文物保护与利用。在接受访谈时,不仅自己准备了提纲,还为我们准备了《文物保护法》《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》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护的重要论述等。谈到有些地方本末倒置滥用文物,只顾眼前短利或个人政绩,将文物放到影视部门管理,她十分生气,痛斥“这是违法、违规的行为,是与中央背道而驰的决策。”她的率真与刚直,让人肃然起敬。

妈妈的味道

“四大石窟,风景这边独好,不愧秦地林泉冠;六朝艺术,佳作此地最多,堪称东方雕塑馆。”在张锦秀先生家里,由一副对联拉开了访谈。张先生因麦积山石窟加固工程从兰州来到了天水,也成就了他与麦积山剪不断的情缘。先生用心细致,从石窟艺术、加固工程、石窟志撰写等详述当年的故事。就在访谈那天,他还沿着陡陗的栈道,一步一步爬上去,一个一个窟龛察看,因为退休多年没有来了,他要好好看一遍。麦积山是他的骄傲。

访谈时,先生的夫人杜阿姨一直在厨房忙碌,要亲自拉面招待我们。真情难却,访谈结束,几个别致的小菜、一碗精致的拉面就上桌了,既有品相又有味道,果然是妈妈的味道,为我们的工作平添了家的温暖。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受敦煌艺术的感染,赵声良院长大学还未毕业就选择了敦煌。毕业一出校门,未及探望日思夜想的爹娘,就背起行囊直接踏上了去敦煌的火车。喝着大泉河里的碱水,咽着南方人不太喜欢的面食。这算得了什么?天天能够享受世界顶级的艺术,与它们对话,了解它们、研究它们、守护它们、传播它们,能不安心、能不快乐吗?温文尔雅的赵院长说起他与敦煌,尽管身在此处,依然一往情深。谈起未来的愿景,虽然任院长的时间还不长,但已然成竹在胸。因为改革开放,才有了敦煌学的振兴和发展,才有了敦煌的影响力。经过几代人的努力,敦煌研究院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保护、研究、弘扬三位一体的质量管理体系,“我们要把敦煌艺术对于整个社会、对于全人类的价值发扬光大。”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,要坚持这样的方针走下去,继续改革创新,引领敦煌的未来;坚持开放包容,成就世界的敦煌。

悲之恸之 最雄老师

李最雄老师是我国文化遗产领域第一位文物保护博士,是莫高窟的一面旗帜。在这面旗帜的引领下,敦煌有一批博士逐渐成长起来了,一支强有力的保护队伍逐步建起来了……时间不够,除了工作,家庭、生活一点都不曾涉及。我们与他合影,留下了欢快的瞬间。访谈结束,已到中午,雨下得很大,李老师夫妇坚持请我们午餐,就在小区边上的餐馆吃手抓羊肉,喝法国红酒,真的好开心。没成想,这是我们最后的聚餐,分手一握竟成永别。

7月2日接到敦煌的电话:“李最雄老师走了!”真是晴空霹雳!就在几天前,我们还在他温馨的家里聊着敦煌保护的发展、队伍的建设和数字化建设。惊悉噩耗,夫复何言!再读他提供的材料,一位孜孜不倦沉溺于文物保护技术研究的学者,一位从问题出发不断提出新课题、新目标、挑战学术高地的智者,一位提携后辈、关爱人才的长者,跃然于眼前,怎能相信如此匆匆就阴阳两隔呢?然而,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!

想起段文杰先生赠给李老师的话:人海阔,无日不风波。痛定思痛,拟就一副挽联:“穷究一生致力保护,提携后学精炼队伍,树立敦煌旗帜功不可没;从此脱离纷纭人海,抛却功名除去利禄,驾鹤西去天国尽享安宁。”谨以此沉痛悼念李最雄老师,并对李老师的风范致以崇高敬意!

最后,谨以此文,向过去七十年以及现在仍然致力于中国石窟寺保护、研究、弘扬等工作的人们致敬和感谢!(郭桂香  王金华)

 


责任编辑:张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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